《大日子》

每年八月初歷時三天的資訊日(Information Day)，是港大校園裡的一大盛事。這幾天是新生註冊入學的日子，也是他們第一天正式踏進港大校門、接觸港大文化的日子。

這幾天，港大百多個學生會會屬會及十三間舍堂都會總動員， 在校園的每個角落「歡迎」新生。平時水靜鵝飛的校園，一下子會熱鬧起來，到處都掛滿了鮮艷奪目的橫額，貼上了大大小小不同顏色的海報，連中山階和西閘入口處的階梯都貼滿了stair pictures。當新生從刻著「香港大學」名字的「大牌坊」踏進校門，他們會看到夾道歡迎他們的師兄師姊和如雪片飛來的傳單，有時甚至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如此熱情，難道是校方特意為歡迎新生的安排？

當然不是。新人有所不知，對各屬會來說，資訊日是生死存亡的大日子。所有新生都是大家爭奪的「獵物」：舍堂要延攬各方人才，招兵買馬為各項舍際比賽作準備；院會系會則希望盡快與新人混熟，物色有領導才能的人「上莊」；至於體育聯會及學社聯會，他們最大的目標當然是吸引多些會員，推廣他們的活動。資訊日後便是密鑼緊鼓的迎新活動，能否在這幾天吸納足夠及有質素的新人便成為了一個屬會或一間舍堂來年成敗的關鍵。工作人員如此「搏盡」，原來是為了延續屬會及舍堂的生命。

雖然各屬會各自有不同的地盤，例如院會系會的攤位通常在自己的學院附近，舍堂的攤位則集中在校園北面的邵逸夫平台，而學社聯會及體育聯會的屬會則分佈在校園西部的黃克兢平台，但沒有人會留守在自己的攤位坐以待斃，為達宣傳目的，必需主動出擊。一些兵家必爭之地如校園中央的中山廣場或註冊地點文學院本部大樓對出的空地等等，通常就是不同屬會工作人員短兵相接的地方。

為了吸引新生，屬會都會各出其謀，或奇裝異服，或以大聲取勝，但最有效的還是出動靚仔靚女「色誘」新人。我們甚至想到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先帶新生到陸估堂註冊，之後到黃克兢樓替學生證拍照、交學生會會費，協助他們辦妥一切入學的手續後才參觀自己屬會的攤位。招攬新人的手法可說無所不用其極。

工作人員的生涯絕不易為。朝八晚六，晚上可能還要「開OT」 繼續聯絡新生。整天在校園跑來跑去，汗流浹背，聲嘶力竭，沒有津貼，也沒有學分，為的只是讓屬會的信念一代一代延續下去，完成他們未完的使命。不用學校組織，也不需要什麼回報，這是港大「上莊」傳統下學生自發性、獨立性的最佳表現。

本科生的三年我都有「上莊」。一年級的時候我是歷史系系會的主席，身兼文學院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二年級及三年級時則是大學堂宿生會的外務副主席，身兼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上莊」絕對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做得好是理所當然，做得不好卻要問責；有時全心全意安排了一個活動卻沒人參加，有時「莊友」會因意見不合而有心病；開會及籌備活動經常通宵達旦，付出的與得到的往往不成比例。但每一個曾經「上莊」的人都知道，這些才是「上莊」最寶貴的得著。

曾幾何時，「上莊」差不多是每個港大學生必經的階段，但近年不少屬會都出現「缺莊」的情況，不少學生對「上莊」嗤之以鼻，連參與屬會舉辦的活動的人數均大為減少，在在都反映了港大的「上莊」文化及積極參與學生活動的風氣正備受衝擊。

學生活動是大學教育的靈魂，它代表了學生獨立自主、積極參與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港大便再不是港大。學生活動不能被校方舉辦的活動所取代，因為我們不只是被動參與的受眾，更是積極推動的領導者。是學生活動的歷練成就港大學生勇於承擔、不平則嗚、敢於挑戰權威的個性。從對校園及身邊人事的關懷開始，及至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我們從來都不甘後人。從六、七十年代的「保釣風潮」、八、九十年代的「認中關社」到近年的反分科收費、「民調事件」，反人大釋法等等，我們寫下的不只是港大的歷史，更是香港的歷史。這一種精神，我們必需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

Try to Remember

港大的地標甚多，論學生人流之多，當選校園中央的「中山廣場」及附近的荷花池；論外觀之宏偉、耗資之巨大，則數位於沙宣道的「醫學院大樓」；若說到建築風格之標奇立異，便不得不提二零零零年才啟用的「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但若論代表性，卻非文學院的腹地，古色古香、有港大第一地標之稱的「本部大樓」(Main Building)莫屬。


本部大樓建於一九一二年，是港大的第一座建築物，見證了港大九十多年歷史裡的風風雨雨。這座當年由港督盧押(Sir Frederick Lugard)親自奠基的建築物，一直是港大這所殖民地大學的靈魂。傳統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風格，宏偉壯觀，外牆的花崗岩石支柱和四角的塔樓襯托出頂部鐘樓的巍峨；宛如迷宮的走廊及通道，貫穿了大樓內四個露天的庭園，九米多高的棕櫚樹則直指三樓的露台。還有最具氣派的陸估堂，桃木牆壁配上長度達三層高的棗紅色窗帷，平時卻重門深鎖，給人深不見底的感覺。環境優美、書卷味濃，一般人從照片上認識的本部大樓就是如此。他們不知道，對我們學生來說，本部大樓其實有不同的形象，在不同的時候，它會散發不同的味道。


夜裡的本部大樓特別美麗。在射燈的映照下，它像一個麗質天生的少女，不用濃妝艷抹也顯得高貴大方，卓然獨立於薄扶林道的一眾高樓大廈之中。它的浪漫氣息特別適合隆重的場合，所以每隔數天便有舊生聚餐、高桌晚宴[1]、頒獎典禮或不同主題的酒會舉行，冠蓋雲集，衣香鬢影。從泥黃色街燈映照的小斜路一直走上孔慶塋樓對出的空地，踏入掛著校徽的本部大樓圓形拱門，再沿著古雅的石級一步一步踏進高高在上的陸佑堂大門，彷彿便回到了從前貴族精英在大學學習上流社會社交禮儀的時代。



說起陸佑堂的浪漫，不得不提現今已經失傳的聖誕及新年舞會。從前學生不用在十二月考試的年代，陸估堂從十二月二十二號至三十一號的夜晚都會燈火通明，由不同屬會舉辦不同主題的大型舞會。穿上筆直整齊的燕尾服和成熟高貴的低胸露背晚裝，平時書不離手的四眼小子和潑辣野蠻的大小姐也可以變成《玻璃之城》裡的黎明和舒琪。舞會裡微弱燈光下共舞的一個眼神、躲在迴廊柱角後擁抱的一個初吻，多少浪漫故事都在這裡發生。可惜的是，近年在陸佑堂舉辦的舞會已經越來越少，或許，同學已經沒有時間與精神在考試期間舉辦舞會，又或許，他們認為追求異性不用如此「費時失事」吧。



脫下高貴脫俗的外衣，本部大樓其實有其莊嚴神聖的一面。在考試的時節，本部大樓是熱鬧卻又嚴肅的，因為陸佑堂及其他課室都會用作試場。這時的本部大樓莊嚴肅穆，就像一個道貌岸然、鐵面無私的考官，在考試台上睥睨眾子。同學們大都收歛了平時目空一切的神態，在試場內專心致志地沉著應戰。



很多人都以為港大的學生不肯用功讀書，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如果那是指學生不願花太多時間在學業方面，這句話千真萬確，因為大家都忙著拍拖、搞活動、打波、兼職或實現其他的人生目標；但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我們不注重學術成績，那就大錯特錯，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只是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真正埋頭苦幹的時候卻永不讓別人看見。說實的，要在港大這個地方取得好的學術成績，非有過人才智及勤加苦功不可，只是大家心裡都明白，「書蟲形」的學生在這個地方沒有市場，更不會得到異性艷羨的目光，於是平時才努力塑造這個「我不太勤力也能取得好成績」的才子/才女形象罷了。進入了陸佑堂這樣的學術殿堂考試，一眾天子門生還是要認認真真地拿出真才實學才能過關。


相比起舞會時的熱鬧和考試時的緊張，我還是喜歡本部大樓平時的恬靜悠閒。教授、講師的房間就在附近的角落，經過走廊時經常能跟老師打個照面。有些愛跟學生打交道的，甚至可以讓你在他的辦公室坐上一個下午，在滿屋書香之中喝著上等的藍山咖啡與他討論不著邊際的學術問題。上課納悶的時候，走到課室對面的小庭園，常常可以見到小情人在荷花池邊的長凳依偎小睡，或者作徐志摩打扮的文藝青年呼出一口煙圈然後低頭沉思。在這樣悠閒的環境裡，討論功課及一切悶蛋事宜都是絕對被禁止的。

要討論比較嚴肅的話題，其實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好地方，那就是本部大樓的天台。通往天台的大門本來長期鎖上，但因為我們哲學系研究生的辦公室就在那裡，有大門的鎖匙，因此常常可以暗裡邀請各路英雄或三五知己，在入夜之後到偌大空曠的天台煮酒論英雄。從存在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從馬克斯到勞爾斯到斯特勞斯，從《少年維特》、《尤利西斯》、《異鄉人》到《吶喊》、《北京法源寺》和《靈山》，從甘迺迪、列根、小布殊到毛澤東、孫中山、董建華，雖然大家只懂得皮毛卻仍可滔滔不絕，港大學生善於「吹水」絕非浪得虛名。當然，江郎才盡之際，大家還是喜歡風花雪月，談情說性，畢竟大家還是二十出頭的小子，傷春悲秋還不是時候吧。



每次回到港大，我一定要回到本部大樓走一趟，因為那是洗滌心靈的好地方。我懷念那些可以脫離現實、義無反顧地追求理想，可以為所欲為、「不務正業地」享受生命的日子。人生之中唯有虛位以待的時刻，人才有無限的可能，唯有不被occupied，人才有空間去 fulfill。大學生活本身是一個歷程，太過營營役役，不是錯過了它最精彩的地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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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英式大學的學院會定期邀請社會賢達、教授或舊生與宿生共晉晚餐，餐後嘉賓會與學生高談闊論、分享人生經驗。學生不但要穿上代表尚未修業完成的綠色長袍(Green Gown)，更要按照嚴格的禮儀進食及談吐。為了顯示身份，嘉賓與院士、舍監及導師坐的都是高人一等的High Table，吃的都是比下面學生所吃的更為高級的食物，是為High Table Dinner。港大的一些舍堂及學院到現在仍然保留了這個傳統。

We are the champion

何鴻燊運動場，位於沙灣徑近數碼港的海旁，共有兩個足球場，一個曲棍球場， 一個網球場和一個棍網球場。從前我是大學堂足球隊和曲棍球隊的隊員，比賽和練習都在這裡，對這裡也特別有感情。

港大的運動風氣十分熾熱，除了大專盃的比賽外，舍堂間的比賽也十分激烈。差不多每間舍堂均有十隊以上的球隊，除了較熱門的足球、籃球、排球、游泳、田徑、乒乓、羽毛、壁球及網球之外，還有曲棍球、棍網球、壘球等較少人認識的運動，計算所有項目的總分後再定出全年舍際總冠軍。舍際比賽的氣氛比大專盃更為熱烈，因為參與的人較多，當中更可能牽涉「傳統宿敵」之間的恩怨情仇，例如大學堂對利馬竇宿舍 的曲棍球比賽，就是名副其實的「男子宿舍打呲大戰」。

何鴻燊運動場給了我兩項最大的回憶，一是早波練習，一是Champfight。在港大有參加曲棍球隊、壘球隊、棍網球隊或足球隊的同學，相信都有練早波的經驗。由於舍堂共有十三間，但練習場地只有三數個，球場正規的開放時間根本不夠用，各舍堂唯有攪盡腦汁找場地練習，遂有在早上到球場練早波的做法。

在我還是大學堂宿生的那個年代，球場從早上七時至九時的那個時段的使用權是先到先得的，球隊的隊長會先在場外的大閘排隊。排在前面的有使用球場的優先權，只有當用不盡整個球場時才會把空間分給排在後面的球隊，如果排得太後，該球隊便唯有在場邊「齋跑」 或索性取消練習。

初時，隊長們只要在早上六時左右到場便能排在最前，後來隨著早波練習日趨流行，到場排隊的時間也越來越早，在舍際比賽前夕的早波練習高峰期，有時更連在半夜前到場也排不到頭位。當我還是足球隊隊長的時候，就經常在晚上十時多便帶著被褥到球場「露宿」。淒寒蝕骨的空氣和呼呼的風嘯往往使人難以入睡，唯有在半夢半醒之中等待黎明的降臨。

我懷念練早波的日子。一大班人還在半夢半醒之間便走到球場練波，可算甚為瘋狂的行為，但有時看到女子宿舍的曲棍球隊或壘球隊比我們男生更早到場、有更多人參與早波練習的時候，我便深感「吾道不孤」矣。練完波跑到西環吃個早餐再回到港大上堂的日子，跟沙灣徑海邊的晨光和帶點青草氣味的空氣同樣教人懷念。

我很享受練習的過程，尤其是跟隊友一起完成地獄式的體能訓練。日練夜練，不外乎是為了一面冠軍錦旗；打生打死，都是為了在Champfight中一顯身手。對每個對運動有執著的人來說，Champfight是最令人嚮往的舞台，人人都渴望成為當中的主角，因為能帶領球隊奪取錦標的都是舍堂的英雄。無論哪一項比賽的Champfight，對賽雙方舍堂差不多所有堂友甚至是部份已畢業的「老鬼」都會到球場支持自己的舍堂，為堂友打氣，不單在球場上的球員拼過你死我活，連場邊的觀眾都會搖旗吶喊、打鼓唱cheers， 「肉緊」非常，氣氛比職業的比賽有過之而無不及。球場上的比賽固然緊張刺激，但單看場邊觀眾的反應也值回票價。

在大學堂的五年時間裡，我前後參與過足球和曲棍球的Champfight各三次，神奇地竟然六次都落敗。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年級時對聖約翰學院 的足球決賽，當時我們曾兩度領先，直至完場前兩分鐘依然以二比一領先，不料最後卻晚節不保，在臨近完場前被追成平手，最後射十二碼更把冠軍輸掉了，苦練多時卻未能一嘗最後勝利的滋味，雖然是人生一大遺憾，但從不教我後悔。雖然每一次都有一個令人失望的結局，但每一次Champfight都是一個精彩的故事。

為了一場比賽的勝利而打生打死、晨操晚練，局外人可能覺得無聊透頂：「課外活動而已，點到即止便可，何必認真？ 」但對每一個曾在這個球場上付出過青春的人來說，比賽絕不只是興趣小組。它是天堂與地獄之間的榮辱之戰、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現實寫照。不屈不撓、勇於挑戰、永不放棄、識英雄重英雄的體育精神，重要，但勝利，對我們來說，更重要。

《歲月如歌》

偶爾翻起從前的日記，很久以前寫的文章了，別怪我喜歡舊事重提，有時把往事當一首舊歌來聽聽也不錯。

《歲月如歌》

港大的同學都覺得，大學堂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它位於薄扶林道與水塘道交界的一座小山丘上，離主校園約十分鐘的車程，是港大最偏僻的建築物，人跡罕至。它的前身是建於一八六七年的德格拉斯古堡，都鐸式和歌德式的建築風格再加上奶白色的外牆，樸素而古雅，絕對配得上二級保護文物的身份。雖然古堡樓高只有三層，但居高臨下，從頂樓的露台遠眺，南中國海的日出日落也都可以盡收眼底。由於地方空曠，港島南區的天空又特別澄明，每次流星雨或月蝕，在天台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對我這個在這裡住了五年的人來說，大學堂的特別處卻不在於它優美的環境。它代表了我的價值、信念和理想，代表了和我一起走過這段日子的人的共同回憶。在大學堂生活的日子，構成了我今生至此最不能磨滅的經歷。

回想最初入學選擇宿舍的時候，大學堂本非我的第一選擇。地點太遠離校園，又是一所沒有女宿生的男子宿舍；只有一百一十個堂友，是港大人數最少的舍堂，卻有十二隊球隊、四隊文化隊伍及數十個工作小組，在大多數的舍際比賽中它都只是陪跑份子，並非什麼傳統勁旅。但一位大學堂「大仙」 的話卻改變了我的決定。當所有其他舍堂的人都說他們的舍堂如何如何好時，他說：「大學堂現在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正因為它不好，我們更需要你和我們一起去改變它。我們比賽是輸多贏少，但我們不會服輸，終有一天，勝利會屬於我們！」就因為這段說話，我和幾個中學同學一起選擇了這所從不認命的舍堂。

幸運地，大學堂取錄了我們，並邀請我們參與了為期十天的迎新營。大學堂是一所有深厚傳統的舍堂，新生要在迎新中學習團結、搏盡 、堅毅、追求卓越、勇於承擔等「核心價值」，才能成為舍堂的一份子。迎新營的氣氛嚴肅認真，與其說是迎新，倒不如說是軍訓。十天裡，我們要面對各種精神上及體能上的挑戰和考驗，每個項目都要達到近乎挑剔的嚴格要求。密集式的活動使我們身心俱疲，連連的挫折也往往讓人氣餒，但在同組組員的互相鼓勵下，我們最終通過了所有考驗，正式成為了大學堂的一份子。這次同甘共苦的經歷，不但加深了我們對舍堂的歸屬感，也是我們日後共同進退的根基。

迎新過後，我們新生都充滿雄心壯志，很想在舍堂裡幹一番大事業，但事實卻非想像般容易。舍堂生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在與堂友的相處與共事中，我突然看到自己很多的弱點：有時過份自信，有時卻缺乏自信，處事不成熟，不時好心做壞事，或衝動誤事而不自知。無論才幹、學識、魅力，自己都只是中人之資。但舍堂裡有一些「大仙」，學術成績優異、富有領導才能、課外活動出色，對舍堂、大學和社會都有理想和執著，終於讓我找到了奮鬥的目標。他們學著邱吉爾的口吻對我說：
‘It’s not the end; it’s even not the beginning of an end, it’s just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對，大學時代只是人生的起步，要追，還是有很多時間的。

一年級時的日子是最開心的，接觸的新事物較多，也還未負起舍堂前途的重擔。到了在舍堂的地位越來越高、責任越來越重時，壓力也越來越大，因為每個決定都可能對舍堂有深遠的影響。二年級時，我跟幾個同屆的堂友成為了宿生會的幹事，應付繁忙的莊務之餘，還要為舍堂在球場南征北討和為學業努力。值得安慰的是，看著舍堂一年比一年進步，讓我感到付出的心血沒有白費。

在我進入大學堂的時候，我們在舍際運動比賽的成績持續不振，只有一、兩隊球隊能在分組賽出線，而在合唱團、橋牌、話劇等文化比賽更長期是陪跑份子；堂友大多只熱衷體育活動，對其他的活動如時事討論、社會服務等都不感興趣。到了我離開的時候，我們不但在多項的運動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更曾經得到辯論、話劇及全年文化比賽的總冠軍，堂友討論時事、參與大學及社會事務的風氣也日盛，大學堂漸漸成為了一間讓人尊敬的舍堂。其他人看到現在的大學堂團結、搏盡、積極進取，但恐怕沒有人知道，我們花了多少日與夜討論舍堂的方向，付出了多少努力改變舍堂的風氣。這是一代一代的人奮鬥的成果。

也不是沒有心灰意冷的時候。我們都緊張舍堂的發展，對堂友的要求很高，但往往只看到自己做了的和別人沒有做的，卻看不到自己沒有做的和別人已經做了的，於是經常有埋怨及責罵之聲。我們又是血氣方剛、「直腸直肚」的男孩，有時不懂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我和幾個老朋友就曾因為球隊的事鬧得面紅耳赤，當宿生會外務副主席時更因為覺得自己的信念和大部份堂友不同而想過離開。但每當我想到還有志同道合的堂友在為這裡搏盡的時候，我還是選擇了留下來，而且從沒有為這決定而後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大學堂卻是我們的故事。我感謝每個和我一起在這裡奮鬥過的人，讓我完成了很多我一個人完成不到的事情，分享了我一個人不能獨享的快樂。能夠找到一個地方讓我義無反顧、毫無保留地付出，不枉過矣。人生的意義，不也是正在於此嗎？

人生

人生，由一連串的經歷所組成。這些經歷由一個叫做「我」的生命體統攝起來。有些人生命很長，但真正「活過」的人生不長，這是因為他的生命裡只有經驗而沒有經歷。經驗和經歷有什麼不同呢？經驗是感觀層次的，我們看到的、聽到的、嗅到的、感覺到的都是我們的經驗，而經驗不必對我們有什麼意義，例如我們不會因為吃了一塊很好吃的Tiramisu而頓覺生命充滿了意義(或許有人會，但至少我不會)；經驗要能成為經歷，必先有一個「我」為這些經驗賦與意義。

 

沒有多少人會懷疑「我」的存在，但同時也沒有多少人真的經常自覺到「我」的存在。在日常生活裡，「我」是經常隱而不顯的。我剛才乘車回家時就沒有自覺「我」的存在，而是把心神停留了在窗外的風景之上。我在看足球比賽時通常也不會有什麼存在的感受，看得興高釆烈，有時連誰在看也忘記了。我們把心神投入在外界事物之上的時候，往往會「渾然忘我」。這時我們或許會有很強烈的感受，但「我」未必會即時顯現。投入過後，回歸內省，經驗不再停留於感觀的層次而提升為喜、怒、哀、樂等主觀感受，再而和過往的經歷契合而突顯「我」的存在。尤其是夜闌人靜、獨對長空之時，孤獨的感覺更容易突顯獨一無二的「我」的存在。

 

我們大概不能記得起生命中所有的片段，可是人生中總有些片段是我們永遠難忘的，甚至在回憶起它們的時候，我們仍然心情激盪。有些人的生命就是如此曲折，一生之中充滿不平凡的、一般人不能輕易得到的經歷。運動場上的米高佐敦、碧咸；政治舞台上的孫中山、邱吉爾；學術圈裡的李天命、張五常、羅爾斯、海耶克等；這些人的生命，即使在我們第三者的角度看，也可能感受到他們生命裡的那點傳奇色彩，而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應該還有更深一層的感受。但即使沒有他們的傳奇、平凡如你我的生命，當中也總有些事情是對「我」有特別的意義的。可能是第一次失戀、第一次生離死別、第一次成功、或者是愛上了一個人、愛上了一些事物。每一個人的生命裡，總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磨滅的，它們在我們的歷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成為了我們完整生命中其中的一部份。時間可能沖淡我們對這些事情的感覺，或者改變我們對它們的一些看法，例如花甲老翁再談他的初戀情人時，可能已經再沒有當初那種愛情的感覺，只餘下一點對青春而投射向她的懷念。但即使往事逝者如斯、回憶日漸生疏，這段經歷對他的意義也不會因時間過去而消失，它塑造了他的生命這一事實也沒有改變。

 

無論平凡不平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故事動人不動人，關鍵不在於有沒有成就而在於有沒有感受：「我」的感受。有些人營營役役，終日不知為何而忙，機械式的生活使他們習慣了生活的「邏輯」，對身邊的事物甚至是人逐漸失去感覺，於是生活上的一切停留在經驗的層次：吃喝玩樂，尋求感官上的、即時的刺激，即使它們的意義僅止於此。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有很多經驗卻沒有人生經歷，直到老死。甚至有些「犬儒式」的所謂「人生哲理」，說做人根本不應有太多感受，因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世界不公義事隨處可見，生活通常是苦多樂少，而所謂「理想」更往往遙不可及。對身邊人事麻木，對現實不存有任何幻想，其實是處世之道。我當然同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流的境界，但這並不等於要失卻生命的熱情。像蘇軾，可以「也無風雨也無晴」，但同時也可以有兼善天下的執著。在生命裡找到一些理想，可以讓自己義無反顧地追尋，不就是人生最好的經歷嗎？

 

或許人長大了，經歷過的事情多了，對人生自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到時便不會再像年青時一樣追求新的經歷，反而著重安頓自己的生命。「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當想經歷的都已經經歷過，我們或許會回頭笑當天的那個「我」少不更事，但要是有機會做回當天那個充滿了生命力的「我」，有誰不想？

 

英哲休謨說：「理智是熱情的奴隸」，雖然好像是誇張了點，但對我們的人生卻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提示。現代人的生活不免充斥許許多多無意義的小事，例如考試、應酬、結婚擺酒、滿足身邊人的期望等，要為自己的人生找到路向，在營營役役中找回自己，除了要不斷自省，反思自己的存在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對生命的熱情。對，追求自己的理想，可能一點也不實際，但這樣可使我們活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他的或她的生命而是「我」的生命。

2003年亞洲柸

上個月20-29號，我到了吉隆坡參加第六屆男子曲棍球亞洲柸，那是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出賽。雖然我一場正式比賽也沒有打過，但我從來都沒有當過自己只是旁觀者。認真練習、心理上有隨時出場的準備、給隊友適當的鼓勵，戇居是戇居了點，但後備球員的正確態度當是如此。當然始終心有不甘，但總算認識了什麼才是真正的Hockey，對之後打Super League及香港隊的比賽也有幫助。

這次是馬來西亞第二次主辦亞洲柸，四年前的上一屆也是在吉隆坡舉行。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國家中搞Hockey搞得比較成左滿A有自己的職業聯賽，國家隊的水平也比較高。這次比賽的主場館能容納2萬多人，是亞洲最大的hockey 場館之一，副場館小一點，但也能容納2千多人。相比之下，香港在推動曲運這方面明顯落後。(1) 今次比賽的參賽隊伍包括南韓、巴基斯坦、印度、中國、日本、馬來西亞、香港及孟加拉八隊，除了前三隊實力超班之外，中、日、馬的實力其實頗為接近，而香港其實最多只能與孟加拉爭第七以避免降班。求仁得仁，我們最後得到第七，不用降班。(2)

今次比賽，有幸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對傳統宿敵在決賽的對決，印象最為難忘。印、巴都是曲棍球界的頂級強國，而且風格類似，著重個人技術，彼此視對方為死敵，大有一山不能藏二虎之意，情形就如足球界的巴西和阿根廷一樣。每次印巴對賽，除了球員「肉緊」之外，雙方的球迷都會「晒馬」，搖旗吶喊唱cheer，務求在聲勢方面先勝一仗。我記得決賽開始前半小時，雙方的擁躉已經開始唱歌，並且利用手頭上一切可以用來發聲的東西(例如水樽)以製造聲浪，他們在唱什麼(或只是亂叫？)，我一句也聽不懂，只是偶爾隱約聽到 ‘Pakistan! Pakistan!’或 ‘India! India!’ 。到了球員出場，全場更陷入瘋狂，有人拉著一幅數十米長、寫著India字樣的橫額在場館跑了一圈；有人佈陣「起壇」，一起向真主祈求勝利；總之就像演唱會裡見到偶像的歌迷一樣，Idolatrous。這樣緊張，除了是因為曲棍球場上的恩恩怨怨之外，不能不提的當然包括政治和歷史的因素。

話說早在1930年，當印度還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時候，已經有聲音要求在印度境內成立新的伊斯蘭獨立國家。當時印度境內有三大宗教：印度教、錫克教、伊斯蘭教，大家相處並不和睦，由信仰的衝突而引發的武裝衝突不斷。到了1947年印度準備脫離英國統治，境內的伊斯蘭教徒乘勢爭取獨立，「分裂國家」。英國人不希望在殖民地年代未年爆發內戰，於是在1947年7月的印度獨立法案中規定，印度和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要在8月14-15日的子夜完成旁遮普邦(Punjab)的瓜分，成立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在一個月的期限裡，數以千萬計的難民從東西兩面分別湧到自己的新家園。難民潮中夾雜的武裝衝突及有規模的種族屠殺，令超過100萬的人死於非命。獨立之後，印巴關係持續緊張，分別於1965年及1971年因為喀什米爾(Kashmir)及孟加拉(Bangladesh)而開戰，即使到了近年，相方仍然保持互不友善的態度，邊境衝突無日無之。有如此深刻的「牙齒印」，難怪「球場如戰場」，大家都務求證明自己的民族比對方優勝。

我們局外人睇波，當然不會夾雜這些民族情意結。但單是看球員間純技術的比拚，也叫我們做觀眾的「拍爛手掌」。從後衛到中場到前鋒，得球後不扭過幾個絕不心息。他們不但愛扭，而且扭得天花龍鳳，教我大開眼界。還有球星與球星之間的對決，令這場決賽更添一點傳奇的色彩。印度隊的重心球員名「皮利」(Dhanraj Pillai)，是他們的中場大腦，我的隊友Jason說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波的球員」，雖然說得有點像廣告，但聞名不如見面，他的確主宰了差不多所有印度隊的攻勢。另一邊廂，巴基斯坦也有他們的死球之神「阿巴斯」(Sohail Abbas)，他所主射的Short Corner，入球率(不是命中率！)據說高達9成之上，初賽時巴基斯坦就是憑他最後5分鐘的兩球，4比2險勝印度。碰巧皮利和阿巴斯都是9號，這場「9號仔」大戰也就成了比賽的另一個焦點。

決賽開始不到5分鐘，印度便憑一個Short Corner的漂亮組織先開紀錄，一個球員奮不顧身在龍門前加一棍改變了direct hit的方向，守門員欲救無從。但數分鐘之後，巴基斯坦便先後憑兩個Short Corner反先2比1，同樣是阿巴斯，同樣的處理方法，同樣的動作，結果是同樣的死角──雖然全世界的人(包括印度那個守門員)都知道他會怎樣射，但就是沒有人能阻止他入球。「吹漲！」我的印度裔香港隊隊友用他「唔鹹唔淡」的廣東話說。我問他印度話「吹漲」怎樣說，他但笑而不語。

完半場前，巴基斯坦再得一記Short Corner，這球如果再入，差不多等於判處印度死刑。哨子一吹，正當阿巴斯想再使出「屈機」絕招的一剎，只見印度的龍門放棄自己龍門前的位置，一個箭步衝到阿巴斯面前「任省」！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因為只要阿巴斯把球撥橫給隊友而不直接射門，他便會完全失位而成空門的狀態。結果他的孤注一擲果然湊效，阿巴斯的Jet Flick直射省中了他而彈出。而印度更憑之後的一個反擊追成2比2平手。一來一回，雙方再次拉成均勢。

下半場雙方非常謹慎，也沒有犯錯讓對方有Short Corner的機會，於是比賽一直膠著。戰至完場前5分鐘，印度全場表現出色的6號從右閘位出擊，從邊陲一直帶球殺入禁區，反手「級」過巴基斯坦的中路守將後，在禁區頂拉棍一抽，曲棍球在瞬間飛進龍門，守門員連反應也來不及，只好投降。3比2，及後巴基斯坦空群而出，在完場前數秒再失一球。4比2，印度報卻初賽一敗之仇，也贏得他們歷史上第一個亞洲柸冠軍，打破宿命。

賽後印度球迷瘋狂慶祝，巴基斯坦球迷黯然離場，沒有任何衝突。這樣不是很好嗎？既然人類天生喜歡攻擊、喜歡征服、喜歡證明自己比人強，運動比賽真是戰爭最好的代替品。我不是說熱情的球迷沒有過火的行為、無視那麼多的球迷暴動，也不是天真得認為一場運動比賽能使敵對的國家「一笑泯恩仇」，只是有感運動比賽乃是人類原始性的最文明表達：遊戲規則清楚分明、公平競技、比賽各方自願參與而且同意當中原則，不能輸打贏要，更重要的是不會死人。總之一句，「揸棍好過揸鎗，打波好過打仗」。可惜的是，現實政治，遊戲規則往往就不是那麼簡單。

(1) 除了Hockey 之外，馬來西亞在推動其他運動方面也不遺餘力，例如足球及賽車等。一方面當然因為馬來西亞人熱愛運動，另一方面也因為大型比賽的商業效益對推動當地經濟甚有幫助的緣故。

(2) 亞洲國家級的比賽分兩個級別，第一級是亞洲柸，次一級的稱為A.H.F. Cup。每年亞洲柸的第八名都要「降格」參加A.H.F. Cup。雖然如此，由於每年的亞洲柸都會預留一個名額讓A.H.F. Cup的冠軍隊參賽，是故即使在亞洲柸降班，也不一定代表不能參加下屆的亞洲柸。事實上，香港在上屆亞洲柸只得第八，最後在02年的A.H.F. Cup奪標才取得今次亞洲柸的比賽資格。

賭博害人

近日在討論賭波應否「規範化」之時，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論調：「『賭博』使人沉迷、使人不務正業、使人傾家蕩產。」連政府宣傳片都說：「『賭博』害人，影響一生」。好像千錯萬錯，全都錯在賭；社會的不幸、家庭的糾紛，罪魁禍首都是賭。我不禁質疑，用這樣的角度去看賭波問題，是不是搞錯了？



賭可以亂性、可以導致社會上很多的不幸，我同意。但將造成不幸的責任都推卸到「賭博」身上，我不同意。說「『賭博』害人」，意味人只是受害者，卻不需要為其不幸負責；賭波就算錯，錯的都不是參與的人而是「賭博」本身。於是睹徒沒有錯、開睹的也沒有錯，最錯的原來是一個叫「賭博」的人。但「賭博」不是人，它不會「無端端」上門找你，然後哄你過大海搵何生。它只是一個人類的行為，而行為是沒有意志的，它不可能為其後果負上道德責任。與其說「賭博」使人沉迷，不如說是賭徒沉迷於賭博。假如有人因為夜瞓而經常返工遲到，到被老闆質問時就辯稱「『夜瞓』害人，影響返工」，這樣的論調站不站得住腳？



每一個賭徒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必須深思的是，一個人沉迷賭博，他自己要負上多少的責任？無論投注有幾方便、派採有幾吸引、朋輩間的影響有幾大，到最後決定投注的都是人自己。就算有所謂「病態賭徒」，賭錢賭到不能自拔，想戒而不能戒，那又是否代表他們不需為自己的「患病」負上責任？是不是每個「病態賭徒」都是先天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特強，或都是生長在「賭博世家」而自小便耳濡目染？只怕越來越多人自稱為「病態賭徒」之時，便越來越少人認真反省自己的責任。如果讓賭徒賭到傾家蕩產卻仍然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只會令更多的人沉迷賭博。錯不在己，人怎會有動力改過遷善？



如果賭博真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當然不能只靠人自律便能解決，必須要在社會政策上加以配合。但與其說「賭博」錯、「馬會」錯、「外圍」錯、「政府」錯、「社會」錯，不如先想想誰才是最錯？